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提出证券股票配资，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明确倡导积极的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中再次指出这一表述，并将其置于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框架中。
近年来，中国结婚率与生育率持续下行。学界研究指出，年轻一代婚育意愿下降，与住房成本、养育成本、职业不稳定、女性在职场面临的生育惩罚，以及婚恋市场与情感教育的变化密切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将“婚育”视为可能压缩个人发展空间、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带来职业风险的选择。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先结婚后生育。积极的婚育观放在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前面，就是要提高生育率，首先要提高结婚率。”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向界面新闻指出，近十年来，除了2023年以外，中国的结婚登记对数和初婚人数持续下降。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5》显示，2024年全国初婚人数只有917.23万人，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000万人。
界面新闻注意到，过去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婚育观”“新型婚育文化”“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等提法频繁出现在国家高层讲话、中央文件以及各部委的政策部署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政策演进脉络。其核心目标，是在低生育率持续、人口结构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引导全社会形成更加理性、包容、积极的婚育文化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措施，包括生育补贴、育儿假期、托育服务、住房优待等，但在观念层面上——如何改变公众的婚育态度与生育观念方面，政策力度仍相对有限。而此次中央明确提出要“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意味着未来的生育政策重心正从“经济激励”逐步延伸到“价值引导”，从物质支持转向文化塑造，标志着国家在应对人口挑战时开始更加注重社会心理与文化层面的建设。
“我理解的积极的婚育观，对于家庭来说，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相互扶持。生多少个孩子以及何时生孩子，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对于国家来说，要出台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何亚福说。
2021年7月，即三孩政策出台以后，中央宣布优化生育政策，首次在顶层文件中提出“新型婚育文化”相关方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黄匡时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全面三孩政策具有重要的人口学意义，“不单纯是允许生育三孩，还有相关的配套支持政策。这意味着，多孩生育将得到鼓励和倡导，这将有助于回归和重塑我国多孩生育文化。”
2022年8月，十七部门联合细化落实路径。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16个部门于2022年8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倡导积极婚育观念。”该指导意见更明确要求，“组织创作一批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美好爱情、和谐家庭、幸福生活的中国故事。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社会各界也开始关注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在202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祝连庆提交了《关于设立“生育文化节”、加强生育观念引导的提案》。祝连庆注意到，在独生子女时代，关于政策的宣传遍布公共空间，但三孩政策出台后，不管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大众媒体上，都很少见到对新生育观念的宣传引导，友好生育环境的舆论氛围尚未形成。
他建议，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时，补上“新生育观念引导”这一短板。他给出的具体建议包括，制定生育宣传活动顶层设计，由相关部委牵头在全国范围定期开展 “新时代、新生育” 宣传活动，设立 “生育文化节”，弘扬传统正向生育观；同时发挥多子女家庭榜样作用，为三孩家庭颁发 “三孩家庭光荣证”，遴选 “三孩榜样家庭” 并传播其生育经验等。
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文件形式把“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新型婚育文化”制度化、系统化推进。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10月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更具体明确，“倡导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该措施还提出多项具体要求。比如，搭建多种形式的青年婚恋交友公益平台。积极开展婚姻家庭辅导、结婚颁证、文明简约婚礼等特色服务。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培育积极向上的婚俗文化。
界面新闻注意到，自中央把“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写入2021年顶层文件以来，各地开始在制度、公共服务和文化宣传间寻求衔接，力图把“支持生育”的外在条件与影响生育决策的内在观念同时推进。中央文件和2022年十七部门的指导意见为地方提供了制度框架，各级政府随后把工作重心从单纯的托育和补贴拓展到婚俗改革、婚姻家庭辅导与婚育宣传的具体实践。
在珠三角，广东部分地区将婚俗改革作为切入点，以减少婚礼与婚俗带来的经济压力为着力点，通过示范区、集体颁证等形式宣传文明简约婚礼、反对高额彩礼，期望从文化层面降低年轻人的结婚与生育成本。广东浮云云城区自2021年起设立婚俗改革示范点，建设“家庭驿站”和婚姻辅导服务，并通过集体婚礼、宣讲和新媒体短片等方式，长期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地方样板。
长三角地区的实践则更多把文化倡导嵌入公共服务体系。以上海为例，市政府在2024年年末印发的《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把婚姻家庭辅导、婚育文化引导与托育、医疗、生育保险等服务并列，要求在社区和婚姻登记处等公共场景开展常态化宣教和服务，从而把文化培养融入年轻人成家立业的日常体验。
人口学与社会政策研究者普遍认为，“积极的婚育观”是一个合理的政策方向，但他们同时提醒，如果政策不能同时解决生育的直接成本、女性职业发展的长期保障以及社会文化氛围问题，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生育意愿。学界建议把重心放在普惠托育、大幅缓解育儿成本、完善生育保险与就业保护证券股票配资，以及通过校园平台开展婚育文化引导等可持续措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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